612 谈谈“写作心学”

谈谈“写作心学”

——读王阳明《传习录》有感

成    文

近日重读《传习录》这部阳明心学的结晶之作，又有了不少新的感悟。

忽然联想到两本以“文心”为名的书：一本叫《文心雕龙》，成书于1500多年前，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扛鼎之作。作者刘勰，南朝时期梁国的大臣，也是彪炳史册的文学理论家。另一本叫《文心》，我国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叶圣陶合著，是近代语文教育的经典之作。人有人心，文有文心。既然文章皆为心营意造之作，文章写作包括公文写作理应有其独特的“心学”。

尽管此心学非彼心学，但却有不少相通之处。由此，我心念一动，产生了一个想法——专门写一篇文章，试着对“写作心学”进行初探。因为是初探，不可能完备，也未必就深入。考虑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战国《孟子·告子上》），我把“探”的重点放在学说架构上，力求先把“写作心学”的基本框架想出来、搭起来。至于是不是立得住、立得稳，下一步再慢慢推敲，也请读者朋友帮助评判。

在我看来，一个学说的确立，首要的是确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但光有学术思想还不行，必须有系统化的学术观点作支撑，有扎实可靠的学理依据作基础。下面，我就按照“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理依据”的基本架构，聚焦公文写作，谈谈我对“写作心学”的初探所得。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概念解析：教人“用心为文、以文立心”之学

谈到“心学”这个概念，还是要从王阳明谈起。

王阳明，本名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王阳明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是因为其核心思想强调“心即理”，认为心的本体就是理，理存在于心中，不需要通过外在的事物来寻求。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意思是，这本书重在说明写文章时的用心程度，所以称为“文心”。从前涓子写过一部《琴心》，王孙子也写过一部《巧心》，可见“心”这个词好得很，所以用作本书的书名。

无论写文章还是做其他任何事情，要想真正做好，都应当专心致志，付之以匠心，持之以恒心，成之以道心。所谓“道心”，有多种含义，有解释为“道心即天理”（北宋《二程遗书》）的，也有解释为“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传习录》）的，还有解释为“人性之中的积极力量”的。在我看来，道心是坚忍不拔的向道之心+灵思通透的悟道之心。向道之心指的是一心追求世间的大道至理，心心念念，矢志不移。悟道之心与佛教所说的“菩提心”相似，指的是心有慧根、善于领悟所学所行之道。这里所说的“道”是广义的，广泛涵盖做人、做事、做学问之道，当然写作之道也包括在内。文以载道，文以贯道。公文所载所贯之道，不仅仅是写作之道，更重要的是治国理政之道。

公文是“经国之枢机”（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公文写作是“为政之先务”。这么重要的文稿，如此重要的工作，更当用心为之，确保每一篇公文都出以公心，力求以文立心。

以文立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殷切期望之一，出自他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古人主张学者当“为天地立心”（北宋·张载《横渠语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所以，在公文写作中以文立心，尤其需要“立”的是为民造福的赤子之心，就是要牢固树立、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由此看来，教人用心为文，助人以文立心，是写作心学的两大核心价值，也是我们研习写作心学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四大要素：心志、心智、心法、心力

人体之心，既是器质性的，又是功能性的。作为生命科学的两大分野，中医与西医都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无论对器质之心还是功能之心，两种医学体系的认识都差别甚大。西医将心称为心脏，认为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泵血维持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方面输送氧气和养分，另一方面促进废物回收。而中医将心称作心藏，不仅认为“心主血脉”，还认为“心藏神”，具有控制人体生理活动、主导精神情志的功能，是人体的“君主之官”。

我对写作心学的思考和架构，更多的是基于中医学对心藏功能的认识。在我看来，如同人的心脏分为左右心房、左右心室四个部分，心学也有四大要素：

一是心志，就是内心所立的志向。“心志”一词也许有些生僻，但并非生造，而是有深厚底蕴和权威出处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先秦《孟子》），这个名句脍炙人口、传之久远，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现代汉语词典》也收入了“心志”这个词条。在阳明心学中，关于立志的论述比比皆是。比如，“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 （《王阳明全集·示弟立志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 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雍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全集·示弟立志说》）“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 （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 王阳明《与黄诚甫书》）。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立志对于修身做人以及做事、做学问的重要性。

关于心志与写作的关系，清代著名学者叶燮有一段论述，非常精辟。他说：

《虞书》称“诗言志”。志也者，训诂为“心之所之”，在释氏，所谓“种子”也。志之发端，虽有高卑、大小、远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胆、识、力四语充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如是者，其诗必传，正不必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原诗·外篇上》）

这段话说的是写诗与立志的关系，放大到各类文章的写作也完全适用。

古人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要想把文章写好，不仅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还要有立言乃至立功、立德之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以文弘业，我理解，弘业完全可以把古人所说的“三立”包括在内。

对于机关写手来说，不仅要恪尽以文辅政之责，亦当有以文弘业之志。只不过，我们要“弘”的不是个人之“业”，不是著作等身、名利双收之“业”，而是党和人民之“业”，是文治中兴、经世致用之“业”。

一位写友曾用“六士”来诠释新时代文稿人的使命担当，也就是：要做引领学习的高士、改革发展的谋士、振兴一方的志士、为民请命的侠士、永不停息的战士、深藏功名的隐士。抱持这样的心志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正是修炼公文写作心学的第一要领。

二是心智，就是心理智能，核心是思维和认知能力。中医认为“心主神明”，具有重要的思维能力和认知功能，人们可以通过内心的修炼来开发心智。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学增智，从党的科学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把看家本领、兴党本领、强国本领学到手。总书记还明确指出，以学增智重点是提高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提升思维能力，关键是掌握科学思想方法，提高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做到善于把握事物本质、把握发展规律、把握工作关键、把握政策尺度，增强工作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最终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致良知”的过程就是心智的开发和增长过程。总书记所说的“四个把握”，就是我们学理论、学思想所应当“致”的“良知”，也是公文写作尤需开启的心智。

三是心法，就是以心驭思命意、遣笔行文之法。在写作活动中，文思发于心，意旨发于思，文辞发于意，所写的一切，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心而发，不是由笔而发，正如古代文论中所说：“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汉·王充《论衡·超奇》）“属意立文，心与笔谋”（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所以，提高写作水平，仅仅在磨练笔头上下功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着力提升心的“谋论”“属意”能力以及对思考、行笔、措辞等的驾驭能力，努力做到心念一动、思路即开、意旨即生、文辞即出，心到则笔到。

文有文法，笔有笔法，心亦有心法。要做到上面所说的心念一动、思路即开、意旨即生、文辞即出，除了通过严格训练、反复实践，不断提高从“心到”至“笔到”的反应速度，还需要掌握对写作之道心领神会、对所写内容得心应手之法，务求“心合于道”（《荀子·正名》）、手应于心，这类方法即为心法。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元·脱脱《宋史·列传·卷一百二十四》）“运用之妙，在于一心”（清·吴敬梓《儒林外史》）。没有心法去操控、去驾驭，再好的写作技法也是死的，即使勉强用到了所写文章之中，也必定是刻板的、生硬的。

四是心力，就是从心中生发之力。内心可以生发出力量，甚至远远超过肌肉的力量，这一点不用多作解释，相信每个人都心有体会。无论信仰之力、信念之力、信心之力，还是专注之力、操守之力、激情之力，都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在我看来，前面所说的心志、心智、心法三个要素，都可转化为心力——心志是动力和定力之源，心智是能力之源，心法是操控力之源，心力是这种种“力”融合形成的“混元力”，能够让我们在创新创造上产生倍增效应。所以，我们写文章一定要学会于心用力、于写建功，而不是一味地埋头苦写、埋头傻写。

三、研学方法：正心诚意，修心反己，潜心传习

在我看来，写作心学是一门写作的内功，其修炼方式不在于多写勤作，这是“外功”的主要修炼方式，练内功一定要向内求，“于心体上用功” （《传习录》）。

“心体”这个词，在《传习录》乃至整个阳明心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反复出现，多次被提及，比如“成就自家心体”“见得自己心体”“养得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等等。我读了不少阳明心学的讲析之作，发现这些著作、文章普遍存在的一大缺憾，就是对“心体”这个概念重视不够，而且没有人解释清楚。实际上，“心体”一词早已有之，并非王阳明首创。《后汉书·延笃传》中就有“原不怪形容蠢劣，几曾嫌心体愚顽，又何妨性格乖张”之句，唐代诗人白居易也留下了“低腰复敛手，心体不遑安”（《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这样的诗句，都早于阳明心学中对“心体”一词的使用。但在我看来，“心体”一词虽非王阳明所创，却是他精心选择、特意使用并赋予独特义蕴的一个概念——既与“身体”相对应，又与“心脏”“心藏”相区别；虽然有一个“体”字作为词根，但却不是实体性的。王阳明指出“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认为“心即理”“心即道”“心即性”，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还说“性是心之体”“知是心之本体”“至善是心之本体”（以上所引内容均出自《传习录》，以下未注明出处的王阳明之语也是一样）。由此看来，王阳明所说的“心体”，集道、理、性和意、知、物于一体，不是人体的一个器官，而是道器合一、体用一源、主客观统一的“类实在”。我们“于心体上用功”，必须向明道、穷理、纯性之处用功，向会意、求知、格物之处用功。

那么，研习写作心学具体该怎么做呢？

一要正心诚意。先贤有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礼记·大学》）研习写作心学，首要的是端正心志，要立志出大作、出佳作，而不是立志于成名成家。就公文写作来说，心中不仅要有韬略、有谋论，更要有大义、有人民、有责任，这样笔下才能出宏文。

正心，尤其要正确对待名利，永葆务实之心，摒弃务名之心、逐利之心。正如王阳明所说：“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关键是要学会克己，克制内心的欲望和不好的念头，正如王阳明所说，“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在阳明心学中，格物致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习方法。王阳明曾解释道：“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由此看来，我们要善于通过“格物”以“诚意”。“格物”的“物”不是物品、物体，而是“意之所在”“意之所着”“意之所用”，就是我们的意念施加其上、作用其中的事物，是“心中物”也是“意念物”。说白了，就是我们所想所谋、所虑所忧之事。如果一心只想把事情办好、把工作做好、把文章写好，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就是“诚意”。

二要修心反己。“心学”之心犹如人体之心，可养可正可修。养心重在养德，功在平时；正心重在为善，功在未发；修心重在去恶，功在已然。王阳明指出，“心狭为祸之根，心旷为福之门。”所以，修心的关键在于“谦虚其心，宏大其量”。反思自省是修心的重要方法，正如王阳明所说，“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

反思自己的不足，是一种“反己”；以他人的言行以及作品来反照自己，也是一种“反己”。比如，对别人写的好文章，要认真看三遍：第一遍看写的是什么，知其大要，明其大意；第二遍边看边琢磨是怎么写的，有什么妙处，用了什么高招，庖丁解牛，知其要领；第三遍边看边思考如果交给我写，我会怎样去写，对照反己，取长补短。经过这样的看，才能看出更多的门道。

三要潜心传习。《传习录》这本书，书名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之问，是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的“三省”之一。无论对阳明心学还是写作心学的研习，都必须“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这样方能逐步达到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的境界。“心学”既要靠“心得”，正所谓“夫学贵得之于心”（《传习录》），又要靠“心传”——尽管我在这里已将自己关于写作心学的心得落成文字，但读者要真正领悟其精义，还得多上心、多用心。

无论学习还是传习，都离不开反复的练习。写作终归是一门技能，练习尤为重要。朱自清先生在《文心》一书的序中也曾说道：

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

那么，怎样才有用，才能发挥出前人思想的最大效用呢？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习”——学习前人出思想的方法并通过系统训练努力掌握这种方法，进而运用这种方法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思想。我想，对本文所谈内容的学习、研习、传习，也应如此。（5892字，2024年10月20日完稿）

三好公文课——

寓心悟于故事，好听；传心得于案例，好懂；授心法于实战，好用。用心创造，好文好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