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不重视拿笔杆的七大原因
成 文
读书和写作，历来是佳友良伴，读书是写作的根基，写作是读书的深化。时下，有的干部不爱读书，也有的干部甚少动笔撰文稿、写材料，后者甚至更多一些，很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在为缺写手而犯难。近日，学习了中央党校副校长龚维斌前些年发表在《人民论坛》上的文章《干部不读书的八大病因》。受其启发，我也“和”上一篇，谈谈干部不重视拿笔杆的七大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写的是“七大原因”而不是“八”，主要是因为想不出第八条了，意尽言止，不去凑数。
原因一：认识不当“不愿写”
早在三国的时候，魏文帝曹丕就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
几乎在同一时期，诸葛亮评价蜀汉名将姜维时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赠幼骐伯约》）
到了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把公文的功用精辟地概括为“经国之枢机”“政事之先务”（《文心雕龙》）。
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张“笔杆子枪杆子结合起来”。他之所以能带领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靠的就是这个。正因为如此，他曾诗意地写道：“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对于能写善谋的“秀才”，毛主席一贯的想法是要专门培养。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提出要专门举办“秀才训练班”，叮嘱“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在随后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他进一步明确：“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邓小平同志也曾号召：“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他还说：“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
由此可见，从古到今，拿笔杆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干部不拿笔，犹如军人不扛枪。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更是需要广大干部以雄文施善政、兴伟业。但是，也有不少人对此存在误解甚至是偏见，比较典型的是“三论”：
一是“低等论”。觉得写材料是纸上谈兵，虚头巴脑，“既不实在，又不实惠”；做文字工作的，说得好听是“笔杆子”，实际上就是个“书呆子”，整的都是“花架子”。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做人没本事，只能搞文字”“一等秘书跟着跑，二等秘书写报告，三等秘书搞外调，四等秘书核文稿”。殊不知，“虚”的不是文稿，而是文风。作风不实的人，干什么事都实不起来。写材料，不仅风吹不着、日晒不着、雨淋不着，还能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领导决策的重要参考、极具权威的“红头文件”、普惠民众的政策措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高端”呢？
二是“冷门论”。觉得“搞文字是冷板凳，做业务才是香饽饽”。殊不知，在机关单位，多数工作都离不开写材料，“能写”是硬功夫、核心竞争力。没有脱离文字的业务，也没有脱离业务的文字，文字工作与业务工作决不能搞成“两条线”“两张皮”。
三是“嫁衣论”。认为写材料是“为他人做嫁衣”，干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幕后一身汗，台前靠边站”“写好了署不上名，写不好还要挨批评”。实际上，机关工作以服务为责，无论干什么工作，说到底，都是在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基层一线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有哪项工作不是在为他人做嫁衣呢？如果没有奉献精神，千万莫入“公门”。
上面这“三论”，要么是把文字工作看轻了、看低了，要么是看偏了、看歪了。不少同志特别是一些初入“机关门”的年轻同志不愿意写材料，这方面原因占的分量不轻。
原因二：畏难惧苦 “生怕写”
写材料是个公认的苦差事。有“五苦论”，说文字工作艰苦、刻苦、辛苦、痛苦、清苦，归结起来就是命苦，真是苦不堪言，怎一个“苦”字了得？也有“五水论”，说写材料是“喝墨水，费脑水，流汗水，尿黄水，没油水”。还有“五子论”，所谓“怠慢了老子，冷落了妻子，耽误了孩子，用坏了脑子，累坏了身子”。至于那些说写材料的人“血压高，血脂高，职位不高”“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业绩不突出，地位不突出，腰间盘突出”之类的段子，更是多了去了，虽然刻薄，倒也形象。
正因为如此，不少同志“谈写色变”“提笔生畏”，“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总结报告”“宁在前线挨枪炮，不在后方编材料”。这里面，固然有畏难的原因，更多的是怕苦怕累，尤其怕被“标签化”，再也脱不开身。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但也正如古人所说的，“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元·白朴《中吕阳春提题》）写材料的苦，那是凤凰浴火式的涅槃、蝴蝶破茧般的嬗变。所有的工作，都离不开苦干实干。所有的苦，都是甜的序曲和前奏。没有体会过苦尽甘来的滋味，怎么入得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苦乐之境呢？
原因三：本领恐慌“不敢写”
“本领恐慌”这个词，是毛泽东同志创造的。1939年5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一个讲话，其中讲到：“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这种本领恐慌，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同样存在。针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开出的方子便是学习，强调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要学到底；对于难，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毛主席还特别举了高尔基为例，说 “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然而，让人纳闷不解的是，现在很多机关干部不仅上过大学，甚至还读到了硕士、博士，有的还是学中文、学汉语言文学出身的，但就是写不好公文、写不好材料。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之所以不为，除了上面两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领恐慌、底气不足，在学写练写上下的功夫也不够，觉得写材料是“大笔杆子”才驾驭得了的，自己刚参加工作，一年半载还扛不起来，自己把自己吓怕了、吓退了。还有的是由于一开始写作水平不高，被领导批评或是把稿子推倒重来，积极性受到打击，越发强化了“自己不是那块料”的心理暗示，结果就更不敢写了。
原因四：忙不过来“没空写”
如果说上面那种“害怕写”是“庸人症”，这种“没空写”则是“懒人症”。机关工作忙归忙，但绝不会忙到连动笔的工夫都没有。正如龚维斌同志在文章中说的，“一些干部整天忙于迎来送往，沉溺于推杯换盏之中，无暇读书、无心读书、无力读书。”连书都不读了，更遑论写，这是比读书更需要花心思、下功夫的事情。
原因五：官僚主义“靠人写”
晚清文学家吴趼人写有一本书，名字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当下，体制内也有很多怪现状，写材料的人不用材料、用材料的人不写材料就是一例。
在不少干部看来，有人帮写材料、供稿子也是一种待遇，甚至是一种尊荣。龚维斌同志在文章中也谈到：“有些干部要作报告却自己不愿意读书、思考、动笔，习惯于让下属捉刀代笔。这些干部经常动嘴却不会说话，连简单的祝酒词、主持词都要秘书代拟，然后照念。需要即席讲话时，要么吞吞吐吐、结结巴巴，要么夸夸其谈、东拉西扯，不知所云，空洞无物。毛泽东同志说，这些人就像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少数领导干部官越做越大，话却越来越不会说。他们功能退化的原因之一，在于平时不读书，读书不肯动脑筋。”这种现象，我称为“秘书依赖症”“拐杖化生存”。
对此，党中央早就明察秋毫。1981年5月，专门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明确指出“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准备自己的重要讲话、报告，亲自指导、主持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否则他对自己所领导的主要工作就不能担负政治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不仅在准备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时不动手，连自己的讲话、报告以至日常工作的指示，也不动脑，不动手，一切由秘书或别的人代劳，这“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领导责任，严重地损害了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威信”“是腐朽的官僚主义恶习在我们党的领导工作上的一种反映，是某些同志革命意志衰退、缺乏政治责任心、工作上失职或无能的一种表现，也是我们许多地方、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工作一般化，使中央的指示得不到正确有效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这个文件规定：今后，领导者个人的重要讲话、报告，一律要亲自动手起草；领导机关的重要文件，一律由领导者亲自指导、主持起草工作。
40年时间过去了，上面这个文件的精神并不过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如果重提相关要求并狠抓落实，纠“四风”特别是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问题，效果一定会更好。
原因六：文风不正“不屑写”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专门作过一个讲话，批评“长、空、假”的不良文风，倡导“短、实、新”的优良文风。文风不正，表现在下面，根子往往在上面。因为不良文风一直存在，在有的地方和单位还成了气候，有些同志不愿意随波逐流，甚至担心自己写的好文稿明珠暗投，就故意藏拙，“收着写”“悠着写”，甚至干脆不写了。
还有一种情况，未必是文风问题，但也是领导作风问题，影响了写材料者的积极性。被誉为国民党“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的陈布雷，一生都在替蒋介石撰写文稿。他曾无比沮丧地对夫人王允默说：“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有的领导未必不懂文字，但确实不体谅文秘人员的苦和难，在他们动笔前不谈想法、不拿主意、不讲意见、不提要求，稿子写出来了，却动辄批评这里没写好、那里没写到，让人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地改了又改。前几年，《人民日报》登载过一篇题为《“稿来稿去”坏文风》的评论文章，用生动的群众语言嘲讽这种不良风气，说是“一稿二稿，搞了白搞；三稿四稿，刚刚起跑；五稿六稿，还要再搞；七稿八稿，搞了再搞；九稿十稿，回到一稿”。这种情况虽不多见，但的确是存在的。
原因七：生态不佳，写也白写
我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一名干部不愿意写材料，往往是态度问题；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愿意写材料，那一定是“写作生态”出了问题。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写作生态不佳，主要有三类表现：
一是写的分工不合理。有的单位，每个处室（科室、股室）都指定专人负责写材料，总是那么一两个人写材料，甚至谁提议谁写，谁能写谁写，谁老实谁写，谁心软谁写，谁年资浅、级别低谁写，能写的一直写，不能写的反倒脱离苦海了，甚至还振振有词，“不是我不想写，是领导没安排我写啊！”
二是用的导向不给力。有一句话说得好：“人才不一定会写材料，会写材料的一定是人才。”会写材料的为什么是人才？因为材料写得好，不仅需要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更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较高的政策水平、丰厚的知识积累以及优良的专业能力、较强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善写者必是善学者、善思者、善谋者。这样的多面手，那还不是人才吗？既然是人才，那当然要用好，而且大才要大用，鲜明树立“写而优则用”的导向，谁写得多、写得好就优先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加强培养，既写得好又干得好的就优先提拔使用。让吃苦者吃香，才能让“写才”辈出，培养出更多能写善谋、堪当重任的将才帅才。然而，有的地方、单位和领导却是让写得好的一直写，充其量从秘书写到秘书科长、秘书处长，美其名曰“领导爱才，舍不得、离不开啊”！这样的“红人”，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心甘情愿地当，这也是“笔杆子”的职业悲哀。
有一种理论叫“不可替代的人才得不到提拔”。这是美国畅销书作家唐纳德·亚瑟的创见。这位作家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从潜伏到胜出》，被评为美国十大商业书籍。书中说，如果你在一个组织内想顺顺利利离开现在的岗位，成为新岗位有力的角逐者，千万别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材料写得好，笔杆舞到老”，恰恰印证了这一理论。
三是考的机制不完善。干部考核是指挥棒，考核怎么考，干部就会怎么干。近年来，有关部门举办了两届中央国家机关公文写作技能大赛，有的地方和单位分别建立了优秀党内规范性文件、改革文件、调研报告、好信息等评比制度以及公文错情通报制度，有效推动了文风转变和文稿质量提升。但是，如何建立覆盖全程、注重实效的公文审核把关和文稿质量考评机制，仍然是一个难题。如果写与不写、写多写少、写好写差一个样，就难以有效调动干部写的积极性；如果考得不准不实，又容易滋长不良文风和文牍主义。
文以载道，道不远人；文以辅政，文治中兴。笔杆子是干部促进学习、谋划发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拿笔杆不仅是一个技能问题，更是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职责，事关队伍建设，事关党风政风，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做起，从上面这七个方面对症下药、综合施策，才能有效解决一些干部不愿拿、拿不好笔杆的问题，更好地为干部赋能、为事业耕耘、为发展助力。（5199字，2022年5月4日完稿）
三好公文课——
寓心悟于故事，好听；传心得于案例，好懂；授心法于实战，好用。用心创造，好文好课！
文稿更出彩，人生更精彩！
